本文摘要：作者：郑永年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。天天有无数人染病，也有无数生命逝去。从康健到染病再到死亡，这是一个并不长的历程。 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，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。不难明白，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，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，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，更体现生命的价值。 当推动全球化的蓬勃国家，因全球化而挽救不了国民生命的时候，就必须严肃拷问全球化了。

作者：郑永年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。天天有无数人染病，也有无数生命逝去。从康健到染病再到死亡，这是一个并不长的历程。

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，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。不难明白，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，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，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，更体现生命的价值。

当推动全球化的蓬勃国家，因全球化而挽救不了国民生命的时候，就必须严肃拷问全球化了。（图/Pixabay）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《经济学人》，2020年2月18日揭晓一篇题为《类似冠病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》的文章，对1960年以来所有盛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，“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，民主国家的盛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”。文章说，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“不适合处置惩罚需要信息自由流动，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然对话的事务”。《经济学人》在揭晓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西方的疫情并没有像厥后那样严峻。

如果在今天，《经济学人》可能要思量是否可以揭晓这样的文章了，因为很难有履历证据来支持这样弘大的论断。冠病横行，没有国此外认同，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。人们且不作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比力，例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力，这一论断也无法对西方的疫情作出解释。

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、信息自由流通的范例，而且拥有世界上最蓬勃的经济、先进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。这如何解释西方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生命危机呢？冠病袒露西方国家的问题当冠病开始在美国放肆盛行时，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是宁静的，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，拥有最强大的医疗体制和数一数二的医疗技术。美国的老黎民则没有感受到这种宁静，因为这个时候能够给老黎民带来宁静的是口罩、洗手液、防护服和呼吸机等。

在缺乏这些医疗物资的情况下，最强大的经济体也难以为老黎民提供宁静。医疗物资不足是显着的。4月3日，纽约州州长科莫在逐日疫情通报会上，向民众展示了现在纽约州紧缺的医用防护用品，呼吁纽约州的制造商转产加速生产，并答应将为转产的公司提供经济资助。

会上，科莫拿起一个N95口罩说：“令我难以相信的是，在纽约州，在美利坚合众国，我们连这些质料都造不出来，我们都要向中国采购这些质料，我们还相互争抢中国的质料，这些不是什么庞大的质料啊！”在本次冠病疫情中，美国的医疗物资不足是显着的。图为民众在排队购置口罩。（法新社）医院病床不足、人工呼吸器不够、前线医疗人员缺乏须要防护设备、底层民众无法肩负高额医疗用度，这些都是冠病疫情所袒露的美国问题。

与其他民主国家比力，美国拥有较低的医生、病床与人口比率。美国卫生政策非盈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（Kaiser Family Foundation）宣布的观察陈诉显示，美国每1000人口只有2.6名医生，低于意大利的4名及西班牙的3.9名；虽然美国总体医院员额高于大部门可类比国家，但近半人力并非临床医务人员。在病床与人口比率方面，美国每1000人只有2.8张病床，这数字虽与加拿大、英国相近，但低于意大利的3.2张与韩国的12张。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、器材的严重不足。

在疫情暴发前，全球口罩约一半来自中国，疫情发生后，中国海内口罩需求大增，世界多国也纷纷囤积须要医疗用品；加上美国是前并未针对大盛行作准备，海内很快就面临设备器材缺乏的问题。高昂的医疗用度更是致命的。

凯撒家庭基金会检视2018年美国肺炎及相关并发症诊治用度，预估在没有泛起并发症的情况下，治疗冠病须花费9700美元（约1万3500新元）左右；但若泛起严重并发症，治疗用度或高达2万美元。这个金额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来说，难以肩负，因此就算疑似染病，也可能因为担忧付不出钱，选择不接受筛检治疗，或拖到情况严重才就医。

这种情况不仅可能让一般民众熏染风险提高，也会增加冠病重症病患人数，令医院肩负更极重。而凭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观察，2018年美国高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，为总人口的8.5%。

不外，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像美国那样。例如，德国的情况就截然差别。德国在疫情初期也泛起过严峻的情况，医疗物资短缺，还截留了原来应当运往他国的医疗物资。但德国很快就扭转局势。

德国的冠病死亡率仅2%，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%和西班牙的10%。这内里的因素有许多。英国肯特大学的病毒教授罗斯曼认为，德国死亡率低的一个关键就是早期确诊，因为这样可以阻止疾病流传。

德国天天可举行多达10万次病毒检测。德国在疫情初期也泛起过严峻的情况，但很快就扭转局势。（路透社）足够的病床是另一个关键因素。

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在经合生长组织（OECD）40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位。德国每1000人中有8张床位，意大利则为3.2张。德国的医院数量全欧洲第一，约莫为1900所。

同时，德国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约莫有2万8000张。经济和社会的脱嵌同样是蓬勃的民主国家，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情况竟然如此差别呢？人们已经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各国抗疫体现的差别，包罗差别的抗疫方法、差别的向导能力、差别的治理制度及其能力等。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一个结构性的要素，即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脱嵌（dis-embedded）。任何国家，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门，两者是相互嵌入的，即经济嵌入社会之中，社会也嵌入经济之中。

一旦经济和社会脱嵌，或者脱钩，就会危及社会的存在，发生生命危机。经济原来是社会的内部部门，但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到1980年月以来的全球化，西方社会履历了两次主要的经济与社会脱嵌运动。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，经济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，有其自身的纪律，社会和政府无须干预。

这是第一波，是经济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脱嵌。1980年月以来则履历了第二波脱嵌，因为全球化，这一波的脱嵌发生在国际层面，资本在全球规模内流动，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。

这一波全球化因此也被称为“超级全球化”。波兰尼（Karl Polanyi）在《大转型》中形貌了第一波脱嵌。

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种变化，第一种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。工业体系迅速扩张，改变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。生产涉及大规模的资金投资，生产商不愿意由政府来控制投入供应或产出渠道。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变化，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。

作为一套思想体系，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治能力，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辩护，促进土地、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市场调治。这也就是英国“放任自由”经济学的起源。凭据波兰尼的说法，这种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“降生之初，只是对非权要主义方法的一种偏好……（然后）演酿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信仰，认定人类的世俗救赎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调治型市场来实现”。

亚当·斯密用“看不见的手”为自由市场做辩护，但到了马尔萨斯（Thomas Malthus），则接受了贫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门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“适者生存”，也对经济自由主义发生了庞大的影响。说到底，在和社会脱嵌之后，经济成了自主的“自然秩序”；因为“自然秩序”是不行改变的，社会必须也只能听从这个“自然秩序”。

无疑，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拥有许多信仰者，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理论领域。在实践领域，美国有不少人主张救经济要比救人更重要；在理论领域，1980年月之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，把自由市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经济自由主义简直推动了经济生长，但社会对此支付了庞大的价格。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为“原始资本主义”的阶段，人成为资本的仆从。

社会的惨象在马克思、雨果、狄更斯的作品中获得充实的形貌和分析。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月。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性质，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。

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大转型，而最终造成今天人们在欧洲所见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。很显然，这种转型并非经济和资本生长的产物，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。

福利社会既照顾了资本的利益，也照顾到社会的利益，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向社会提供医疗、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服务。全球化带来的利弊社会主义发生在欧洲，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。

德国最为典型，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平衡，德国的经济也被称为“社会市场体系”。而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，直到今天在所有民主国家当中，是最强烈抵制福利社会的。

奥巴马总统期间想举行一些具有欧洲社会主义性质的革新（例如针对社会底层的医保革新），但特朗普一上台就破除了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实验举行针对社会底层的医保革新。（法新社档案照）只管美国也有向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学习的呼声，实际上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需要，但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，整个体系围绕着资本的利益运作。这可以解释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德国和美国在抗疫行为上的庞大差别。

应当说，西方福利社会并没有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嵌入，而是解决了两者脱嵌所发生的问题，使两者到达一个平衡状态。但1980年月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，则在更大水平上导致经济和社会的脱嵌。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点，就是资本、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规模内的快速和高度流动。如同上一波，支撑这一波脱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。

经济和社会在全球层面（超国家层面）的脱嵌，导致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。今天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宣称拥有经济主权。

如同经济和社会在主权国家内部的脱嵌，全球化也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规模内的自由设置，进而缔造了巨量的财富。效果呢？今天人们都在问：小我私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什么？社会获得了什么？国家获得了什么？谜底似乎很清楚，那就是全球化除了发生了少少数富人之外，小我私家没有获得什么，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；社会没有获得什么，因为中产阶级越来越小，社会越来越分化；国家也没有获得什么，因为国家失去了就业，失去了税收。

冠病疫情则指向所谓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命价格。西方蓬勃经济体都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，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医疗物资，而是不生产了。在全球化下，蓬勃国家把许多低附加值的生产线或工业链，搬到劳动力和土地价钱都比力自制、环保要求不高的生长中国家去了。在宁静时期，国际市场可以正常营运，谁都可以从全球规模内的劳动分工中获得利益。

然而，一旦像冠病那样的危机来临，各国政府都转向内部需要，所谓的全球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就不再存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蓬勃国家面临物资紧缺，挽救不了老黎民的生命。经济和社会可以脱嵌，但社会和政治不行以脱嵌。

在民主社会，政治权力来自社会。“一人一票”使得政治和社会相互嵌入更为深刻。那政府如何解决经济和社会脱嵌所带来的问题呢？在全球化状态下，政府没有经济主权，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限制资本、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规模内的流动。

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“全世界政府团结起来”的设想，但这仅仅是乌托邦，因为很显然政府不是统合世界而是分化世界的主角。唯一的措施就是改变全球化的方式。

当推动全球化的蓬勃国家，因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国老黎民生命的时候，人们就必须严肃检验和拷问全球化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那么热烈争论全球化的未来。

无论这场争论会导向什么样的政策效果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继续脱嵌，大规模的生命危机还会发生。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）文章仅代表小我私家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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